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来得较迟也较薄弱，以致于连经济法的定义，经济法的体系，以及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等最基础的理论问题，到目前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
以定义为例，刑法是关于犯罚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是法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几无争议。而在经济法的定义上，到底经济法为何物？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提出过不同见解。比如，以德国鲁斯鲍姆为代表的“集成说”认为“经济法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法律规范的总体”[1]；以日本金泽良雄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说”认为“经济法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要求而制定的法”[2]；以日本丹宗昭信为代表的“规制法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3]；以美国谢尔曼为代表的“反垄断法说”认为“保护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法就是经济法”[4]；以前苏联拉普捷夫为代表的“经营管理说”则认为“经济法是只调整社会主义经营管理领域内一类关系的法”[5]。如果对所有经济法定义进行统计，说有上百种观点，恐怕仍不为过。上述所举的例子，仅是沧海一粟，经济法理论研究的纷争，由此可见一斑。
我认为，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在于对经济的时代性把握不够。要进行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就必须从经济法的时代性入手，结合经济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来探寻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一般结论。
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经济法的时代性显得更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法产生的时代性
从部门法产生的历史渊源看，可以说法律开始于刑法，其后是民法，经济法的产生则晚得多。虽然法国摩莱里1775年在<<自然法典>>中就已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6]，但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
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产生是有其时代背景。市民革命产生了市民法，市民法的产生确定了市民经济秩序。国家积极介入市场与市民法是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受阻碍的阶段，市场主体要求国家介入市场积极干预，而调整这种关系的法律，却是传统民法和行政法所不及。在此背景之下，就需要一个新的部门法来调整这种经济关系，解决新的问题，这就是经济法。
经济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形成集中资源左右社会经济的财团，并导致不同社会团体经济利益矛盾的尖锐化，从而危及国家的稳定，促使统治者感到有必要出台新的法律解决新的问题。所以，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意义经济法产生的基础。[7]
竞争是活力的源泉，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而竞争的结果是形成规模、经济实力和竞争手段，从而产生了垄断。垄断产生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妨碍自由竞争。只有竞争与垄断这对矛盾并存才是市场，这就需要国家的介入和干预。所以，竞争与垄断并存是经济法产生的契机。[8]
政治斗争需要财团支持，财团发展需要依靠政府，政治权力和财团结合需要经济法予以支持。因此，官商结合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条件。[9]
在社会变革，政权过渡的多事之秋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动荡，发生较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就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措施来摆脱社会经济问题的困扰。所以，历史转折是经济法产生的催生婆。
凯恩斯主义中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国家资本论、高消费论和国家两手论对经济法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它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是经济产生的理论依据。[10]
最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致，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导致经济法这一边缘学科的产生。因此，法律学科分工的结果产生了经济法。
在上述经济法产生的原因之中，每一个条件的形成都不是随着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所有这些条件的结合，更是在特定时代里实现的。所以说，经济法的产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二、 经济法指导思想和任务的时代性
不同国家的经济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任务。
德国是“经济法的母国” ，同时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经济法在德国的产生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为了进行战争和赢得战争，国家的经济政策必然会实行一定的倾斜，制定颁布一系列行政经济法规以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广泛统治，便是这种倾斜在立法上的具体表现。1914年8月帝国议会通过了十四项战时经济法规，其中最突出的是《授权法》，1915年1916年又相继颁布了《关于限制契约的最高价格的通知》、《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等。这些战时经济法规的使命，就是赋予参政院在战争期间可以限制或禁止公民及企业做某种事情，可以调拔某个企业的物资，可以冻结某个企业的资金等权力，这对于政府在非常时期动呐、组织有限的社会资源去满足战争机器的需要起了极大的作用。一战后，德国战败，经济崩溃，为挽救战后危机，德国立宪会议首先通过《魏玛宪法》，并根据这个宪法的精神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素经济法》，这些法律法规冲破了资本主义民法中私人经济自由和契约自由的原则，肯定了国家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对于德国组织国内经济力量重建家园，在战争的废墟上复苏经济，挽救危机起了重大的作用。
再以日本为例。一战后日本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付农业危机，日本在1919年颁布了《米麦及其它重要粮食品种改良繁殖奖励规则》，1912年颁布了《肥料改良奖励规则》，1925年颁布了《优良农具普及奖励规则》、《米谷法》，1937年又颁布了《农村负债清理资金特别信贷及损失补偿》。这些经济法规的任务就是稳定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推行对农业的补助金政策，整顿农村负债和执行特别的金融措施，从而促进农业复苏。另一方面，日本为了对付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颁布了大量的卡特尔促进法，如1925年《出口组合法》、《重要出口物品工业组合法》，1927年《银行法》，1931《重要产业统制法》，通过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和法律，促进或加强企业之间的联合。到了垄断阶段，日本经济法指导思想的重心又转移到禁止垄断，维护自由竞争，于1976年修改了《禁止垄断法》，1977年制定了《关于调整大企业者事业的法》等经济法规，其任务就是通过在市场上的竞争关系而实现资本家之间的经济机会均等和地位平等，最终达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民主化”。
至于中国经济法的指导思想和任务则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时代性：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在此之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政治斗争服务；在此之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九十年代以后更突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时代特征，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就不多说了。
由此可见，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法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任务，要服务于该时期的特殊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时代性
任何法律部门，都应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即一定的社会关系。经济法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也不例外，它以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但“一定范围”的界限是什么？其具体内容是什么？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时代里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应该首先说明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能从其他社会关系中相对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新类型的社会关系，并要求新的法律(经济法)予以调整，这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在此之前，这种独立的、新的社会关系是分别由传统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来调整的，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满足特殊需要而专门由经济法进行调整，这是经济法调整对象时代性的首要表现。
关于“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指的是什么呢？以德国为例，在一战之后，以鲁斯鲍姆为代表的“集成说”认为经济法是应付战争，恢复战后创伤，消除经济危机的法，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非常时期的国民经济。随着企业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卡斯克尔为代表的“企业家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经济企业家的特别法，所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企业家的身份、法律地位和与企业家有关的各种关系。伴随着大企业集团和经济组织的出现，以戈尔德斯梅特为代表的“经济组织化法说”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是实现经济组织化，为此进行的特别立法就是经济法，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经济而非民事生活中的经济。到了垄断阶段，以津茨梅尔为代表的“对象法说”则把经济调整对象特定化，即以经济集团、垄断集团为主体的经济关系。
英美法系基于判例法传统，一般不研究经济法理论， 但经济调整对象同样存在。比利时的“扩大说”认为经济法是商法的扩大，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关于商业、企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新领域说”则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新领域。英国的萨米赫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金融财政、竞争经济、价格收入和消费者保护。美国的“反垄断法说”则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与保护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有关的经济关系。
上述各国学者的观点，都是从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来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或宽或窄，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可以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对特定时代的经济关系特征的总结。
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管是宽或是窄，其中有一点非常显眼的共同之处，这就是经济法调整对象所揭示的经济法的本质──国家干预经济。
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不同时期是有不同程度的，这点可见之于不同时期经济法学者对国家“干预”经济用语的选择上：介入、参与、引导、指导、调节、管理、规制、统制、控制、调整、协调、调控......这些字眼的使用绝非随意，而是视乎国家在不同时期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而定的，其所表现出来的时代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四、经济法价值取向的时代性
法的价值标准是秩序、自由、公平、正义、效率、安全，这是一般法追求的目标。
关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有人认为是公平，有人认为是效率，有人认为是秩序，还有人认为在于干预政府行为。对于这个问题，也必须从经济法的时代性的角度出发加以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产生的。自由竞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进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愈益频繁严重，形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自由竞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形成垄断，垄断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导致了帝国主义战争，而战争之后留给各国的又是严重的经济创伤。这样，战时为了推行战争政策，夺取战争的胜利，战后为了医治经济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国家从不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变为通过制定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直接全面地干预经济生活。在此历史背景之下，经济法产生之初的首要价值取向是秩序，即通过经济立法确认国家采取特殊手段来迎合这一时期特殊需要的合法性，以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秩序，达到战时充分动员社会资源支持战争，战后调整经济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德国的《授权法》、《全面管制法》、《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施令》，日本的《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紧急银行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美国的《全面产业复兴法》等经济立法都充分体现经济法的秩序价值取向。
二战之后，福利国家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为经济法价值取向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点，从动员有限资源满足战时特殊需要和战后恢复经济，转变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实现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在这一时期，作为经济法主角的企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使其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并从经济活动中获取巨大利益成为强者，这就使其有可能采取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来损害社会、其他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从此满足自己无止境的需求。相比而言，消费者、顾客则是社会经济中的弱者。为了平衡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的利益，满足社会对公共利益日益增强的要求，维护社会公平，这一时期的经济立法相应地加重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使企业注重社会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严格产品责任，防止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能源法》、《环境保护法》、《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等经济立法，无不体现该时期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取向。
五、关于经济法的定义
从上文所述内容来看，经济法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对此不能视而不见，这也是本文开头所提经济法定义纷争的问题之所在。
本文并不试图给“经济法”下一个永恒不变、超时代的定义，仅提供以下几点作为理解经济法概念的参考：
１、经济法的实质是国家干预经济，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因时势而异；
２、经济法的产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
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但范围的宽窄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
４、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经济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其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出就各不相同；
５、经济法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秩序，其后是公平，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改变；
６、基于经济法的时代性，经济法的定义在具体历史时期有其时代色彩，必须从经济的时代性出发去把握经济法定义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注释:
[1][日]金泽良雄著<<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2][日]金泽良雄著<<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现代经济入门>>，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4]参见石泰峰主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8页。
[5][苏]B.B拉普捷夫主编<<经济法>>，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
[6]张宏森、王全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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